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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我们国家的军事科技，以及军事人才的选拔，都是十分严谨慎重，例如可以选择入伍当兵通过努力以及选拔，升级军衔，又或者像国防科技大学那样，就是为这一选拔人才而做准备，通过文化以及其他方面等综合素质来评定选拔人才，然而在中国近代的时候，我们国家是怎样选拔军事人才的呢？我们今天就来说说早期的时候国家选拔军事人才的地方，黄埔军校，那时候蒋介石与黄埔军校学生什么关系？他是如何当上校长的？

蒋介石与黄埔军校学生什么关系？蒋介石任过诸多要职。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主席、中华民国总统、中国国民总裁等。然而唯黄埔军校校长一职是其最爱。

蒋任此职20余载，门生众多，一期生无疑是其最为倚重、寄情最深的群体。这个群体，既令其欣喜、骄傲，也令其无奈、愤懑，还令其遗憾、痛心。个中真味，如鸭凫水，冷暖自知。

1924年5月3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担任中国国民陆军军官学校校长。两天后，该校第一期正取生进校，又两天后，120名备取生进校。从此蒋校长即开始了对该期学生亲施训诲的经历。据不完全统计，从1924年5月8日始至是年年底，蒋亲自给第一期学生长篇训话近30次。内容涉及办校目的、教育方针、学生责任、仁民爱物、秩序纪律、牺牲精神、耐劳苦、务团结、的意义与效用、饷的意义与来源、官兵关系、军校与的关系、三民主义等等。其中既有对学生“拯国民于水火之中，登人类于衽席之上”的期许，亦有“为主义而死，为国家而死，虽死犹荣”的勉励。

据徐向前回忆:“军校开课后，蒋每个星期都到学校来，要找十个学生见面，谈上几句话。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和蒋介石单独见过面，谈过话。当然见面谈话时间有长有短。他坐在办公室，要学生站在他的门外，一个个叫进去问话。我们山西十个人蒋介石都单独谈过话。他总是用尽手段笼络人心。”

蒋时常召询学生，联络师生感情兼及考察学生思想、志趣及长短处，作未来任用的参考、借鉴。学生期择高枝而栖，师者须寻利器而用，胡宗南、贺衷寒，蒋先云、李之龙、陈赓等学生翘楚渐渐印镌于蒋校长的心中。1925年2月，黄埔军校教导第一团一次东征。淡水之役，营代表、一期生蔡光举壮烈牺牲。蒋知榜样的作用无穷，遂亲撰追悼蔡光举之公告：“光举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从容赴义，为殉烈求仁得仁，固无遗憾。惟本校同志应如何奋斗继起，以成光举未竟之志，而雪我无穷之耻。使其瞑目九泉，而尽后死之责。”对亡者评价殊高，对后死者期许更大。

然同在此役，教导第二团第七连连长孙元良临阵率部逃跑，蒋虽在士兵大会上凛然表示将按“革命军连坐法”处孙死罪，但以后却没了下文，孙如人间蒸发一样不知所终。后来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教室里看到了孙的身影。一次东征战后，时任连长的桂永清擅自将没收的敌军财物邮寄回江西贵溪老家，事泄后蒋判桂死刑，后因学生联呈国民中心执行委员会：请念桂战功，从宽处治，蒋顺水推舟于1925年4月8日照准。桂不仅保住了脑袋，而且还保住了乌纱，甚至因祸得福，被蒋资送住德国留学军事。以后高官任坐，好马任骑，先后任教导总队总队长、第二十七军军长，国民革命军海军总司令等要职。

蒋对一期生的宠爱也得到回报。

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被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所逼首次下野，他未料到其麾下第一军军长何应钦竟与桂系沆瀣一气，不仅下令解散了由黄埔一期生任团长的7个补充团，而且还命令第一军与李、白的第七军作不利换防。消息传来，蒋对何恨之入骨，授意黄埔同学会秘书曾扩情与原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朱绍良召集20余名黄埔一期带兵军官在上海秘会，一致表示坚决抵制何应钦命令，不惜武力抗命。会上，时任第一师副师长的胡宗南发言最多，态度最为慷慨激昂：“校长的英明，在国内无出其右者。现虽下野，但不久必会再次出山收拾残局，故由我等黄埔同学率领的队伍绝对不能脱离其领导。”胡宗南的坚决拥蒋，获与会者一致赞同。此乃胡后来一直被蒋重视及信任的重要原因。由此看来，蒋的一番苦心没有白费。

1948年年底，国民军队在淮海战役中败象日显，蒋介石心急如焚，急召时任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十四兵团司令的宋希濂到南京面授机宜。宋居南京12日，同蒋见面七八次，见蒋经常是神情沮丧、两眼疲乏、焦灼不安，完全丧失信心，悲观失望。12月8日晚6时半，蒋邀宋及参谋总长顾祝同、参谋次长林蔚、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从双堆集战场飞来南京汇报的第十二兵团副司令官胡琏及其蒋经国共进晚餐。餐后，蒋别有深意地下令放映影片《文天祥》，3个多小时聚餐和观看，蒋几乎未讲什么话。宋被此悲情所感动，几乎掉下泪来，默默走出蒋的官邸，坐在汽车上一路在想：“老头子多可怜呀！”正是因为有这种思想支配，有这种情感萦绕，1949年12月19日，当宋希濂被解放军围困于大渡河畔时，曾有过举自戕尽忠国的意图。

陈赓入黄埔前即是员，东征时曾救蒋，蒋内心颇铭感，虽知其共产员身份却并不过分与之为难，冀望其“悔过自新”，然屡失望。土地革命时期，陈被捕，蒋令邓文仪劝降，许陈高官厚禄，陈嬉笑怒骂不为所动，邓悻悻而返。蒋遂亲自出马，对陈恩威并施，终未如愿。陈虽“冥顽不化”，但蒋并未杀陈，非不能杀之，实不欲杀之，实际上对陈网开一面，含有“宽恕”的成分。

一期6队学生黄弟洪，原为员，黄埔毕业后被派往苏联学习。学成回国后，目睹国内政治形势剧变，政治上发生动摇，歧路彷徨之际，向蒋邮去密信一封，不仅向蒋输诚悔过，而且呈上共产重要情报作为见面礼。蒋接信后立即宽恕了黄弟洪，立令国民中心务调查科科长陈立夫与黄联系并对其实施保护。殊不知陈立夫麾下特派员杨登瀛系共产内线，知黄叛变后即将消息密报中央特科，特科派出红队择机将黄处决。

1929年8月24日，因中央军委秘书白鑫的出卖，在中央军委工作、曾任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副总指挥的张际春与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4人同时被捕。未久，彭、杨、颜、邢4人均被处死，唯张存活。究其因，是张乃黄埔一期生，张是由毛泽东、夏曦保荐入黄埔军校的，毕业后曾赴苏联东方大学和彼得格勒军政学院学习，在国民看来实属“罪大恶极”的要犯。但因蒋的亲自过问、宽恕，得免一死。从此张对蒋感激涕零，1931年冬自首出狱后被蒋安排在南京中央军校做政治教官，两年后郁郁而死。

1932年2月，一期生、时任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处处长的肖赞育向蒋介石建议：“现在南京有不少参加过共产和国民改组派的黄埔学生，他们对过去的政治抉择已萌生悔意，有自新要求，望校长下令办一短训班对这批人施以训练，考核合格后允加入复兴社或其外围组织，以增强革命的力量。”蒋采纳此议，令复兴社宣传处处长康泽组建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以康为主任，肖赞育为副主任。该班学员有270余人，数名一期生居身其中，如黄雍、刘明夏、陈烈、徐会之、韩浚诸人。蒋对该班非常热心和关心，只要其在南京，每周六上午必到班作一小时训话。据现场聆听的康泽回忆，蒋的训话对学员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你们都是政治上犯了错误的人，我现在不怪你们，我要责备我自己，我没有领导好，使得你们误入了歧途，只要你们今后革面洗心，回到革命阵营，我是一样的看待你们和信任你们的。”然而说归说，做归做，后来一期生中的自新者多未得到切实重用，只从事一些诸如政训或军事教育、研究等工作，很少有像胡宗南、宋希濂、黄杰、关麟征、杜聿明等做带兵官者。

蒋校长虽对黄埔一期生苦心孤诣，“宠”、“恕”有加，但古语说得好，“道不同不相为谋”，仍有不少一期生政治上与蒋为敌，虽然他们的内心深处也许还存有对蒋的几分尊敬和感念。据笔者粗略统计，500余名一期生中，政治上与蒋校长为敌者竟有数十人之多，其中徐向前、陈赓、周士弟、袁仲贤、阎揆要等直接成了蒋家王朝强有力的掘墓人。此外身为共产员的蒋先云、许继慎、蔡申熙、董朗、王泰吉、杨其纲、李汉藩、黄锦辉、左权、刘畴西、曹渊、杨溥泉、胡焕文、冯达飞、李谦、唐澍、吴展、唐同德、刘云、何章杰、贺声洋、洪剑雄、赵自选、宣侠父、黄鳌、梁锡古、彭干臣、傅维钰、谭其镜、张隐韬、李之龙、孙一中、王尔琢、郭德昭、黄再新、黄振常、李光韶等一期生，有些阵亡在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征程上，有的牺牲于十年内战与国民武装的艰苦斗争中，有的捐躯于民族抗日战场。他们真正是黄埔一期生中的最大光荣。

蒋介石如何当上黄埔校长的蒋介石为何能当上黄埔军校校长？

刘翠英认为，蒋对孙“表现得很忠诚，又学过军事，有一定才能，当时只有30出头，可说年轻有为，因此就得到孙中山的充分信任。”虞宝棠指出，蒋介石当上黄埔军校校长，“是多种因素的组合，造成了这一历史的必然”。首先是国民内缺乏军事人才，其次是蒋介石“毛遂自荐”，要求出使苏俄，从而促使孙中山做出了这一决定。丘挺、郭晓春则指出：“关于校长人选，最初决定为程潜，而以蒋介石、李济深为副校长。但是蒋介石不愿在程潜之下，又跑到上海消极对抗，并派张静江找孙中山说情，孙中山才在5月3日任命蒋介石为校长”。

对蒋介石的黄埔治军思想与实践，学者也进行了探讨。季云飞指出：“蒋介石此时期治军思想主要来源于中国传统治军思想，兼容苏俄红军的治军原则”，其主要体现在“分别编制，勤以训练，厚以教养，严以军纪，指导之以主义及政治观念”五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