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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永曦，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现为企业家，兼任农村发展研究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客座研究员。上世纪八十年代，翁永曦与王岐山、朱嘉明、黄江南一起被称为“改革四君子”。

改革四君子翁永曦简历:让我们通过翁永曦自己的介绍来了解他的一些经历。 翁永曦：1976年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回到原来在内蒙插队的生产队务农。1979年国家对上山下乡的大学生重新分配，北京市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办公室给我发了个通知，让我到《农民报》报到。我是在1979年10月份去《农民报》上班的，工作了不到一个月时间，有一天社长苗沛石在记者部门口问，谁闲着？去给农委杜润生主任送一份明天报纸的社论，让他审查好见报。小翁干吗呢？我说没什么事。他说，那你骑自行车送去吧。 到了杜润生办公室，杜老正埋头在写东西，我说，杜主任，苗社长让我把明天的社论送给您审查。他抬头看看我说，没见过你啊。我说我是新去的。杜老问原来是干嘛的？我说原来在农村插队。杜老问在农村插队多长时间啊？我说前后10年头，8年整。杜老问这么长时间有什么体会啊？我说农村太穷，农民太苦，现在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过大，国家农业政策应该建立在务农有利可图的基础上。杜老看我一眼说，这算一条，还有第二条没有啊？我说有啊，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大河有水小河满，其实到了农村以后才知道，无论经济还是自然，从来都是小河有水大河满。杜老又看我一眼说，你把社论留下，我看完了派人送回去。一个星期后，我接到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的调令，到国家农委政策研究室工作。 翁永曦： “文化大革命”以前，我是个高中生，那时候对中国现实情况并不真正了解，基本上属于万花筒里看世界，以为中国人民是最幸福的，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受苦人等着我们去解放。但是到了农村，长期的农村实践，明白了以往受到的教育和当时面对的现实有巨大的反差，这种反差促使很多知识青年在农村一面思考一面学习，思索问题出在哪里，产生强烈的想改变现状的要求。我想这大概也是20世纪70年代底、80年代初大批知识青年回城以后，一些有农村插队经历的年轻人，围绕在杜老周围积极参与农村改革的真实动因。

翁永曦翁永曦：从普通科员一夜升为“副部级” 现在从商的翁永曦，曾是农村政策研究室的一员。 翁永曦回忆到在老师家吃饭的场景。杜老是山西人，1980年夏天某个周末的上午，杜老约他去家里谈事，中午老爷子说：“在我这里吃饭吧。”老爷子拎一口小锅，拿荞麦面拌水一通搅，然后倾斜着往煮开的水里用筷子一点一点拨，告诉他说：“这叫拨鱼儿，我们山西的农家饭。过去在太行山打仗，后来文革挨斗，我自己弄饭吃，就吃这个，简单。

还有一次，他随杜老去太原出差，晚上散会后逛小吃街，闻着各种家乡小吃的香味，老爷子不挪步了，“咱们吃一碗吧。”翁永曦拦着说不卫生，老爷子却乐了：“没事，天黑，看不见。 1982年，翁永曦被提拔为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他升职的故事里，杜润生扮演了这样的角色。 一天，翁永曦被杜润生叫去谈话，他忽然被告知，自己是农研室的副主任了。

“杜主任，这个事可不能开玩笑。”翁很震惊，一名普通科员一夜升格为“副部级官员”，听起来像天方夜谭。“我爹我妈1936年参加革命，到现在才是个局长，把我提到这一级，别说别人不服气，我爹我妈都会觉得很奇怪。 杜主任说：中央定了，你要服从组织安排。 他的任职消息在《人民日报》头版刊出，引发轰动。随后，他被高层派去改革发源地凤阳县兼任县委书记倍受关注，很快成了改革新星。